日本機床制造行業約起源于19世紀末期。二戰之后，日本機床業與美國（和歐洲）在制造技術上存在相當大的差距。1956年，日本政府通過了“特別措施法案”來促進本國機械工業的發展。該法案通過在資本借貸程序上設定優先權、規范進口許可以及提供稅收優惠等政策創造出一個在國際上極具競爭力的機床制造業。此外，日本國際貿易和工業部（MITI）還通過對進口機床設定配額和關稅來保護國內產業。基于對美國、日本和德國機床制造業的比較研究，有學者提出，“日本使用產業政策來修正市場缺陷，并支持推行長期戰略的企業，最終成功實現發展目標”。顯然，支持性產業政策所創造的適宜的外部環境對日本機床制造業的崛起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本文在研究考察了日本機床制造業的外部環境和企業戰略對企業績效的作用之后，以25家日本機床制造企業（占國內銷售總額的85%以上）作為樣本，使用1979年～1992年的縱向數據檢驗了企業戰略和外部環境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一、外部環境與企業績效關系的假設
假設1：日本機床制造業的外部環境寬松度與企業績效正相關
企業對工業機床產品的采購決策是基于對市場環境的預測而作出的。日本政府的規劃刺激了多類制造企業的額外資本投入，加大了對機床的需求。政府影響需求的干預通常對減少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有積極作用。
假設2：日本機床制造業的產業集中度與企業績效正相關
20世紀60年代，日本機床制造業由許多小型的家庭自營企業組成，因此很難避免研發上的重復建設或難以實現節約的稀缺資源。為扭轉這一局面，日本國際貿易和工業部鼓勵通過并購以及產品標準化來整合規范該行業。國際貿易和工業部采取了一項簡單的規則：鼓勵企業放棄那些銷售量20%以下或者國內市場份額低于5%的生產線。與美國和德國的機床制造業相比，日本機床制造業的特點是以少數企業占據大部分市場份額。
假設3：日本機床制造工業中的技術變革與企業績效負相關
向數控機床發展是機床制造業一次主要的技術變革。技術變革也引發了企業轉移大量資源以適應變革。1987年，日本全行業平均研發支出占凈銷售額的2.5%，而機床制造業的研發支出占比為3.1%。技術變革引起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因為技術先進的企業試圖取代技術落后的企業，從而使得企業間的競爭加劇。
假設4：“自愿限制”措施與企業績效負相關
隨著日本機床制造商對技術變革的適應，他們開始尋求將出口作為其總體戰略的一部分。由于受到美國貿易制裁的威脅，日本機床制造商從1986年開始自愿同意限制對美國的出口額，以避免貿易摩擦和高額關稅。企業被迫考慮在美國進行資本投資以及開發其他的外國市場，從而加大了商業管理的復雜性，也導致了企業在開拓市場和推廣活動中投入更多的資源。
假設5：進口滲透造成日本和國外機床企業相互依賴與企業績效負相關
早在19世紀70年代前，日本國際貿易和工業部就是通過設定貿易關稅和進口限額來保護日本機床制造業免受外國進口產品的影響。過去，這些手段可能對限制日本進口有所幫助。盡管如此，來自重要貿易伙伴的壓力日益增長，例如美國和德國。外國進口產品在國內市場上的進一步滲透意味著，國內企業與來自其他機床出口國企業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加大，這會使本土企業的利潤降低。
二、企業戰略與企業績效關系的假設
假設6：成本效率戰略與企業績效正相關
由于日本機床制造商向以計算機為基礎的電子技術轉變，他們極度追求效率的提升和數控機床（如車床和加工中心）的規模經濟效益。為實現技術兼容，日本國際貿易和工業部鼓勵發那科公司（FANUC）成為占領計算機控制單元生產和供應市場的唯一企業。日本機床制造商協會也鼓勵企業開發適應在大多數各種小型制造企業中使用的簡單、模塊化的產品設計。這些努力使得在模型設計中有10%～40%的零件得以重復使用，并使每臺機床零件的平均數量減少了30%。類似這些措施極大地提高了運營效率，并通過提高總利潤增長影響企業的利潤率。
假設7：基于資本密集度和資本支出增長的資產節約戰略與企業盈利能力（成長）正（負）相關
不斷增加資本密集度意味著缺少資產節約戰略會導致企業財務指標變差。工業資本品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它們與非資本密集型產品相比，在資本的使用上，往往效率較低。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證明資本密集度變量在消費品和工業品上都與投資收益負相關。高產量使得日本企業簡化了產品設計，也使日本機床制造商實際上是在制造業自動化上投資，這又可能改善財務指標。由于支持或反對的論點似乎都是合理的，因此提出虛無假設進行實證分析。
假設8：基于廣告密集度的差異化戰略與企業績效負相關
機床產品一般通過3種渠道出售：直接銷售、區域經銷和貿易企業。直接銷售大多被用于出售高質量和高性能的機床上，柔性制造中心（FMC）和數控機床的用戶（消費者）傾向于與機床制造商直接交易。區域經銷的工作是出售簡單、低成本的機床給日本的小型制造企業。日本貿易企業（綜合商社）常常被機床制造商用來應對日本境外的市場。在此，廣告所充當的角色被限制為對潛在客戶發放產品技術手冊。考慮到購買工業資本貨物的方式、日本制造企業的購買習慣以及之前的研究結果，作出負相關的假設。
假設9：基于出口和市場份額的規模/范圍戰略與企業績效正相關
在某一行業的出口銷售額和市場份額被用來衡量競爭戰略中規模/范圍的水平。在資本品市場上競爭的企業，與在消費品行業中的企業相比，往往顯示了高于平均值的出口水平。在日本國際貿易與投資部的指導下，日本企業推動了簡單數控系統和數控機床的應用。而這一策略使得日本機床制造業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商，特別是在極具高附加值的產品上，例如數控機床。
三、結論與啟示
對外部環境主要應用4個指標進行檢驗：寬松度、相互依賴度、技術變革和產業集中度。此外，用虛擬變量對“自愿限制”協議作控制變量。利用Hambrick的企業戰略維度考察4個指標：效率、資產節約、差異化和規模/范圍。利用回歸模型檢驗外部環境和企業戰略對企業盈利能力和企業成長能力的影響。（檢驗結果見表）
結論顯示，企業戰略和外部環境對企業盈利能力及企業成長均有顯著作用。具體而言，戰略和環境變量均與企業盈利能力顯著相關，但僅環境變量與企業成長有相關性。此外，與對美國企業的研究相反，資本支出和技術變革與盈利能力沒有負相關性，技術變革對企業成長有積極影響。由此可見，日本國際貿易和工業部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們對數控技術的堅持，使日本機床制造企業獲得了成功。
擁有寬松的外部環境是日本企業快速成長的最重要原因。日本機床制造企業的優勢之一體現為，在廣泛的制造業中，許多國內金屬加工企業沒有關閉他們的國內工廠。從這個意義上看，工業產品或服務的國內需求的本質對國家的競爭優勢有關鍵性作用。
目前，日本企業開始轉向更高精度、應用更高級計算機的控制技術，建立高度集成的加工系統。這意味著，當前的日本企業正進入新的市場階段，通過強調制造和營銷整套系統及更加定制化的機器為機床技術的進一步變革做準備，并通過發展精密加工能力來挑戰歐洲在這些市場上的優勢地位。日本制造商可能正在準備“下一階段的全球競爭，其中的競爭優勢將基于技術，而不是制造優勢”。向更先進的機床系統推進也對美國和德國的機床制造企業有著明顯的潛在影響。
